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阎明复:在秦城监狱的日子

楼主:旧报刊剪辑 时间:2019-01-16 06:55:02

旧报刊剪辑》,关注后慢慢欣赏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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值班的军人用一种探测棒反复伸到鞋里


      秦城监狱有中国“第一监狱”的称号,专门关押重要犯人,曾关押过国民党战犯,各类大案、要案的案犯。“文革”中关押着不少当时所谓的重要“政治犯”,包括由第一专案办公室审查的党和国家领导人、政治局委员,由第二专案办公室审查的军队系统的相关人员,由第三专案办公室审查的中央委员、省部级领导。林彪、“四人帮”反革命集团成员后来也被关在秦城监狱。


      我的七年半噩梦般的人生从此开始了。1967年11月17日那个漆黑的夜晚,被“公审”、“逮捕”的我,坐在两名军人的中间,一路漆黑,弄不清楚黑色轿车开向哪里去……走了很久,终于到达了目的地。


       在夜灯的照明下,看到马路北侧有一大排平房,当中有一个紧闭的大门,外表看上去同农村地区的政府大院没什么两样。我们的车在大门前停了下来,一个军人下车向哨兵说了些什么。过了片刻,大门大开,车驶进大院,在一座平房前停下,押送我的军人把我带进室内,交给了那里的军人,他们就走了。


      值班的军人叫我把衣服脱光,换上他们发的白色粗布的衬衣衬裤、黑色的棉袄棉裤。裤子没有裤带,只在上端缝了两根短短的窄布条,用以系扎裤子,棉裤根本扎不紧,走路时要用手提着。值班的军人叫我把鞋袜都脱下来,用一种探测棒反复伸到鞋里,可能是想找到微型收发报机吧。我的脚大,穿四十五号鞋,他们找了半天,也没找到合适的鞋,就让我穿上自己的棉布鞋。其他所有的衣物都没收了,只有这双鞋伴随我度过了漫长的铁窗下的严冬。


       接着,一名军人带着我走过庭院,来到一座设有电网的高墙院子,高大的铁门紧闭着,旁边的哨兵接过通行证,打开了小门,放我们进去。高墙院子里有几座院落,每个院子都有大墙围着,从一个小门进去,就是关押犯人的楼房了。


      在楼里,押送我的军人把我交给了管理员。管理员领着我走过很长的过道,其一侧是灰墙,一侧是一间一间的牢房。走到一间牢房的门口,他用钥匙打开了门上的锁,打开外面的铁门,接着又打开里面的木门,让我进去,对我说,你的代号是“67124”,在这里不允许叫外面的名字,只叫代号。除了不准说自己的名字外,他还接着宣布了其他几条纪律:一、不许大声说话、唱歌;二、不许在墙上乱画;三、按哨声起床和就寝,有事报告;四、不准和任何人交谈。他发给我两个搪瓷饭碗、一个搪瓷缸、一把勺子、洗脸手巾、牙刷、牙粉和手纸。他说,每次开饭的时候发开水。说完他就走了,先关上木门,后关上铁门,最后听见了上锁的声音。


成年累月单侧睡眠导致脸的一侧都变形了


        这一切发生得太突然,来不及思考。直到管理员的脚步声在走廊里消失后,在万籁俱寂的独牢里,我最终意识到我被捕了,我不知道在什么地方的监狱,也不知道要关多久,等待我的是什么,立刻陷入了一种茫茫然不知所措的心情……


        我开始向四周观看,这是一间不算太小的囚室,长方形,横向有十多步,竖向有五六步。门对面的墙上有两扇关得严严实实的长条铁窗,距地面有一人多高。铁窗下面摆着一张矮矮的木床,上面叠着一床薄薄的旧棉被和棉褥。门的左侧墙角有带小门的厕所,装有冲水的坐式便桶,墙上有“窥孔”,犯人上厕所时哨兵从走廊可以观察。厕所旁边的墙上装有自来水的洗脸池。牢房高高的天花板上悬挂着一只装有两层防护罩的电灯。每天傍晚时灯就亮了,可能是一百瓦,就寝哨吹响后,灯光就调弱,可能是四十瓦,保证哨兵夜间能看清犯人的一举一动。哨兵若有什么怀疑,可随时将大灯打开。


       我正在观察,突然听到门上传来声音催我睡觉。我抬头一看,原来门的上方有一正方形的小门,此时小门打开了,只能看见哨兵的脸。原来入寝时间早过,我赶快脱下棉衣,钻进被窝。这时才发现,好像室内没暖气,被褥又太薄,又没枕头,当晚冻得我彻夜未眠。以后过了一段时间慢慢习惯了,把棉衣和棉裤压在棉被上,整夜一动不动,以免棉衣裤掉下来。至于没枕头,就把大棉鞋垫在薄褥子下面,一鞋多用,倒也方便。有时睡着了,不慎翻身脸向墙,那可不得了了,只听见哨兵用大皮靴使劲踢铁门,直到把人吵醒,再翻过身来,或身体正卧或朝向铁门。哨兵一定要随时看到犯人的面孔,以免发生意外。成年累月地单侧睡眠,不少犯人的脸的一侧都变形了,成了“秦城人”的一个特征,这都是后话了。


在囚室里殴打、虐待犯人都出于管理员之手


        次日清晨,我听见哨声立即起床。我始终没搞清楚几点钟起床,可能是六时或六时半,也可能是七时。过了一会儿,走廊里传来小车的轮声。小车很快到我门前停了下来,突然看见木门下端的小门打开了,管理员说,开饭了,把饭碗、水杯拿出来。于是,我连忙把两个碗和水杯放在小门外面,管理员用大勺舀了一勺稀饭放在一只碗里,另一只碗里则放了一个窝窝头和一点咸菜,又用大勺舀了开水倒在水杯里,说一天就三杯开水,省着点儿喝。我把饭碗和水杯拿进来后,小门就关上了。这样,我才知道小门的用途。昨夜彻夜未眠,早饭后困劲上来了,就和衣躺在床上,没等合眼,木门上端的小门打开了,哨兵厉声地说,白天不准睡觉!我立刻爬了起来,坐在床上。


       我们的牢房是一幢“U”字形的三层建筑物,东、西、北侧各有五间囚室,由走廊相连,北侧牢房走廊的两端有铁门与楼内的管理区相通,其中有若干间审讯室和看守人员办公室。在牢房中,犯人是在看守、管理员的眼皮底下被“牢规”管制的。


 天天同犯人打交道的是管理员、看守。我不知道他们应怎样称呼。


      所谓的看守,也就是士兵或哨兵。我们的牢门外是一道长长的走廊,一个士兵看三到五名囚犯。他们在走廊里巡视,从每间囚室门上的窥孔监视犯人,发现有违规时,如白天卧床、大声说话,等等,当即纠正,或报告管理员处理。每天起床哨一响,就得迅速地爬起来,谁起来得慢或起不来,他们就来干涉。白天不能躺在床上休息,只要一躺下,士兵就会命令你站起来。睡觉时如果不面向门,他们也会立刻踢门。他们不能随意开门进入囚室。这些士兵很少有熟面孔,常常换新的。


      管理员是不常换的,通常少言寡语。管理员做的事情,据我看到的,则是处理犯人的日常生活事务,如放风、洗澡、发饭、发报、押送犯人去审讯室、去门诊室、去探访室(如有亲属来探监),等等。犯人有事都要向他们讲。同他们讲话要先说“报告”。管理员有权打开囚室的门,进入囚室,对犯人进行管制。在囚室里殴打、虐待犯人都出于他们之手。



 秦城监狱的第一次提审


  辛酸和耻辱,以及饥寒交迫、饥饿难挨的日子,而这些不过是这场牢狱之灾的一角而已。


  七年多来,我不记得监禁期间的审讯一共有多少次,头一两年多一些,后来几乎没有了。印象最深的是第一次审讯。


  入狱后的第二天,也就是11月18日上午,不知道几点钟,囚室门开了,管理员走进来说:“提审,跟我走。”


  从囚室出来,沿着走廊向左走,过了一个铁门向右转,又是一个长长的走廊,一边是墙,一边是一间一间的房间。在其中的一间的门口,管理员叫我停下来,他打开门,对屋里的人说了些什么,然后叫我进去。这是一间长方形的房间,门的左边有一长条桌,上面铺着白色桌布,后面坐着几个军人。在室内另一侧,正对着桌子大约二三米,放了一个椭圆形的礅子,看上去是瓷的,后来听说,是实心的,灌了铅,怕犯人拿来砸审讯的人。


  专案组读罢语录,又讲了一大篇话,大概都是什么坦白从宽、抗拒从严之类的套话,我早已忘记。只记得他们叫我交代同彭真以及同杨尚昆的关系。


  这对我来讲简直是轻而易举、驾轻就熟的事啦。中办“文革”开始,还在中南海的时候就讲起,一直讲到“学习班”,材料写了一篇又一篇。于是我就滔滔不绝地“交代”。讲到中午了,专案组宣布暂停。管理员带我回囚室吃饭,吃完饭,又把我带回审讯室。我又接着“交代”,直到天色已黑。


  冬天日短夜长,大概快五点了,我也饿了。于是我说:我交代完了。专案组装出一副惊讶的样子说:怎么,完啦?我说:是呀,完啦!专案组说,怎么完了呢?你最主要的还没有交代呢!我倒是真惊讶地问道,有什么最主要的还没交代呢?专案组神气十足地说:“你‘里通苏修’还没交代!”我听了哈哈地笑了两声说:“我‘里通苏修’?毛主席还表扬我是反修英雄呢!”


  其实,毛主席从来也没说过我是反修英雄。毛主席说过:“小阎不怕外国人!”说的是毛主席同赫鲁晓夫“吵架”时,我当翻译不怯场,理直气壮。专案组竟一口咬定说我“里通苏修”。我气极了,就未加思索地脱口而出:“毛主席表扬我是反修英雄。”专案组当然不知道毛主席是否讲过这类话,更不敢否定,毛主席讲过的话谁敢否定!于是,他们说:毛主席表扬过的人多着呢。我说:那好,你们就查吧,纯粹是……本来想说白白浪费时间,话到嘴边又咽下去了。


  应该说,我的这个专案组从一开始就没大声地训斥过人,没有搞过“逼、供、讯”。从这个时刻起,那种忐忑不安的思绪一扫而光,完全消失了。我从来没有“里通苏修”,多年来,我努力地跟着毛主席在反苏修斗争中当好翻译,水平高低任人评说,但我不是特务!毛主席的教导“有反必肃,有错必纠”,成了我的“定心丸”。


  这样,第一场审讯就结束了。回到囚室后,心情平静下来,反而开始感到“饥寒交迫”了。


  “不交代拉出去枪毙!”


  我的特嫌问题似乎“无文章”可做了,但针对被打倒的前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莫须有的“揭发”接踵而来。各式各样的专案组都到秦城来提审,企图从我这里找到“突破口”,软硬兼施,威逼利诱,审讯并没有停止。

  审查陆定一的专案组的组长(不知道他是不是组长,姑且称之)蛮不讲理,胡搅蛮缠,毫不懂政策,看样子不过是个芝麻大的军官,却装出一副大官的模样,真是令人恶心!


  本来,审讯室的桌子上已给专案组摆上了茶杯,但这位组长来后,看也不看,从自己的皮包里掏出一个又长又大的玻璃瓶,用手绢擦了又擦,然后用眼睛仔细看了又看,再掏出一个信封,倒出几片茶叶,用水冲开,再品尝几口,才抬起头来,看我几眼,然后发问,你是阎明复吗?我说,是。他问,你是中办翻译组组长吗?我说,是。他问,你认识陆定一吗?我说,认识。他问,你给陆定一当过翻译吗?我说,没有。他说,陆定一当时是中央领导人,你怎么可能不给他当翻译。我说,没当就是没当,我们只为常委服务。他问,你给尤金当过翻译吗?我说,当过呀。他说,那陆定一同尤金谈话你一定当过翻译啦。我说,没有,毛主席接见尤金我当翻译。他说,不准你提伟大领袖!我说,你问我给尤金当过翻译没有,我才提到毛主席。他喊了起来:你没有资格提到伟大领袖,你再抵赖,拉出去枪毙!我说,枪毙我也没给陆定一当过翻译。他这样胡搅蛮缠地喊了半天,只能无奈地收摊了。


  过了几天,我的专案组来了。我对他们讲了陆定一专案组提审的情况。他们说,在任何情况下,都要实事求是,绝不能讲假话。要相信党的政策。


  后来,陆定一专案组又来提审,还是老一套,“不交代就拉出去枪毙!”“坐一辈子牢!”等等。我只是一句话:我从来没给陆定一当过翻译,我不能讲假话。气得他们只好悻悻而去。


  应该说,审讯的过程是考验人的良心、勇气、信念的过程。在审讯中顺着提审人的“诱供”,“讲假话”、“乱咬人”可能是恢复自由的一个机会。对于一个被关押在暗无天日的独牢里的“犯人”,没有比“马上恢复自由”的许诺更具有诱惑力了,但是要付出“讲假话”的代价以及由此而产生严重的后果,殃及的将不仅是第一专案办公室审查的党和国家领导人,还可能使更多人遭到诬陷!面对“检举揭发,立即释放”的诱惑,面对“不交代拉出去枪毙”的威胁,我从来没有产生过“讲假话”的念头。坚持不讲半句假话,在艰辛漫长的囚禁生涯中,倒使我心境豁然。


  “四人帮”被打倒后,对专案办公室的人员进行了审查。组织上找我了解我接触过的专案组的表现。我说,审查我的专案组讲政策,实事求是。而最不讲政策的、胡搅蛮缠的就是审查陆定一的专案组。


  若干年后,陆定一陆老在北京医院住院治疗时,我去看望他老人家,谈到“文革”时期的专案组时,陆老气愤地说,这些家伙坏透了!


  熟悉的咳嗽声


  1968年四五月间,我偶尔听到十分熟悉的咳嗽声,真像我父亲的声音。但是转念一想,我父亲怎么可能被捕呢。一来,我父亲早已淡出政坛,不是当权派,更不是走资派。二来,他是周总理介绍入党的,在白区一直在总理领导下工作,历史上也没有什么问题。谁能想到,这位对革命作出重大贡献的老人竟然也被关进秦城监狱,竟然也成了我的难友!父子同狱,中间只相隔二十三个人:父亲的代号是67100,而我的代号是67124。


  “文革”后才知道,就在我听到父亲的咳嗽声后过了没几天,备受折磨的他老人家就含冤离开了我们。


  与世隔绝的监狱,也是特殊人群聚集的特殊空间。在独牢中我看不见他们,只能从时隐时现、断断续续飘来的各种声音中来辨别“谁在这里?”“发生了什么?”为难友的命运惋叹。那冥冥中传来的老父亲痛感至心的切肤之声,多少年过去了,还在心里、还在耳边,还在那些艰辛苦涩的日子里……


吃饭——菜里夹着蚂蚁、苍蝇是司空见惯的事


       再谈谈监狱的伙食。入狱后的大半年,的确尝到了“饥寒交迫”的滋味,可以用量少质差概括我的伙食。一碗稀饭、一个小窝头,就是一顿早饭,中饭或晚饭,有时是两个小窝头或一碗糙米饭和半碗菜。我们吃的菜可能是劳改农场供应的。看来,农场收什么菜,我们就吃什么菜。每年春天差不多都是菠菜下来了就吃菠菜,一吃就连续吃上个二十多天,然后就是小白菜、萝卜,等等。这些蔬菜看来根本不涮洗就放到大锅煮一下,盛到碗里上面是菜叶,下面是泥汤,菜里夹着蚂蚁、苍蝇是司空见惯的事。


       有一次吃菜,一下子咬了一个肉鼓囊囊的东西,还有点香味,我还以为是一块肉呢,连忙咽了下去,剩下一半用筷子夹起仔细一看,原来是一条青色的大菜虫,也不敢扔,只好放在碗里,等洗碗的时候才扔到便池里。前些时候,我的邻居吃饭的时候不知把什么扔到便池中,没等冲洗,就被哨兵看见,立刻从走廊里把自来水闸门关上,硬是强迫这位难友从便池里把扔掉的东西捞上来,一口一口地吃掉,还大骂他这个反革命不想活了,竟敢糟蹋人民的粮食。


      最难熬的是星期天和节假日,一天只给两顿饭,而且早上一大早就送来早饭,大都是两个窝头,下午两三点钟就开中饭,也是两个窝头。这样要熬到第二天早上才有饭吃,这十五六个小时真是饿得心里发慌。而遇到五一、十一节日连续放两天假时,更是难上加难。


       1968年夏天以后,伙食有明显改善。我获释后了解到,当时有几位老同志在狱中死去,周总理闻讯后特地到秦城视察,指示要认真改善审查对象的生活。于是,每个星期菜里也出现一两小块肉,或菜汤里有一点点儿的油花。这已是了不起的改善。而每次过春节,伙食大改善,不是吃大肉包子就是吃炸大油饼,我们要几个,管理员给几个,而且还来回地打开每个囚室的小门问,还要不要,还要不要……记得一次,我吃过十多个包子、八九个大油饼,吃完以后,胃涨得难受。真是饿也难受,饱也难受呀。


理发——没有指甲刀只好用牙齿来咬断


         “文革”初始,公安系统受到极大冲击,军队进行接管。秦城监狱也不例外,原有的公安管理人员所剩无几,我接触到的都是军人。原来的管理制度也被破坏了。比如说,我入狱后很长一段时间没有放风,整天憋在囚室里。幸亏是冬天,牢房又大,没感到空气污浊。头几个月一直没理发,头发长得长长的,这倒也能忍受。最难受的是头几个月无法剪手指甲和脚趾甲,指甲不仅长得老长老长的,而且向肉里长,我只好用牙齿来咬断手指甲。当然,更谈不上洗澡了。


       直到第二年春天,对犯人的生活管理才走上正轨。每个月管理员给犯人剪一次头,当然剃成光头,而且是快速的,咔嚓咔嚓几下就完工,推子钝有时免不了连推带拔,但总算是剪头啦,总不至于成了披头散发的“嬉皮士”了。剪头的时候,管理员叫犯人到走廊里,坐在凳子上,披一块布,就动手推起来了。而剪指甲时,当然也是每月一次,管理员打开囚室的门,走进来,说剪指甲啦,然后递给犯人一把剪指甲刀,让犯人自己剪,他站在一旁严肃地监视,一言不发,直到剪完,把剪指甲刀收回,退出囚室。


洗澡——提前解开衣扣搓掉身上的泥垢


       大概是1967年年底或1968年春节前后,开始安排犯人洗澡。因为是隔离性的监狱,每个犯人住独牢,不能让彼此有任何接触,所以不论是洗澡、放风或提审,都要严守犯人彼此不见面的监规。浴室就在这座楼内的北边,有五间淋浴间排成一排,每间有门,对面的墙只砌了一半,大概到洗澡的人的腰部。每次洗澡,在囚室外面的走廊里有一个管理员,在第一个拐角处有第二个管理员,在第二个拐角又有第三个管理员,以此类推,只要有拐角就有人看守,直到浴室。洗澡时,第一个犯人在走廊里走过拐角,才让第二名犯人走出囚室,沿走廊走到拐角,等第一个犯人走过第二个拐角,才让第二个犯人转弯走到第二个走廊,此时才让第三个犯人走出囚室,走到走廊的拐角处,以此类推。


      在浴室,第一个犯人走进最里面的淋浴间,管理员从外面把门闩上,才让第二个犯人走进浴室,进到倒数第二个淋浴间,如此类推……直到第五个犯人走进第一间淋浴间。从第一名犯人走进淋浴室起,就有一个管理员在只砌了一半的墙外走来走去地监视。洗完了押送回囚室的顺序也是如此,只不过是倒过来,第五个犯人先走,以此类推。总之,犯人彼此连背影都看不见。洗浴的时间大概不到十分钟,动作慢了,管理员就会大声催促,快一点儿,快一点儿……这也难怪,一个楼里大约四十五个犯人,一批五人,要分九批,而押送的时间可能比洗澡的时间更长。习惯了以后,每次听到要洗澡了,我事先在囚室里就解开衣扣,用手搓掉身上的泥垢,到澡堂用热水冲几下就万事大吉了。


放风——防范犯人在地上留暗号,有专门扫地的哨兵


    放风也差不多是在1968年的春天开始的。


      监狱的楼形像一个“U”字,中间就是放风场。放风场是由长方形的格子间组成,东西两侧各十间。每个格子间都是露天的,有个小门,进去三面是墙,放风就是在格子间里“坐井观天”。放风场上面有一“天桥”,哨兵在上面来回巡视,监视每个格子间里犯人的动静。犯人从囚室到放风场的押送办法,同前面提到的洗澡的办法相同,只不过多一些拐角、多一些哨兵罢了。


       放风的时间大概是四十分钟。一开始是隔三岔五,1973年以后,放风的时间多了,一周至少有一两次。每次放风,都走进不同的格子间,每次都发现地上总是有扫帚扫过的痕迹,后来才猜到,这是防范犯人们在地上留下什么暗号,在前一批犯人走出后,哨兵们赶快扫一遍。


读报——有一天林彪的名字突然从报纸上消失了


        1967年年底,我的“苏修特嫌”问题查清后就允许我看《人民日报》了。每天上午,管理员把当天的报纸发给我,第二天发报时收走前一天的。当时,每三个犯人看一份报纸,第一天管理员发给我当天的报,第二天发报的同时要收回前一天的报纸,再发给邻室的犯人,第三天再把这份报发给第三位犯人。


         并不是所有的犯人都能得到报纸。我记得,有一次管理员给我右边囚室的犯人发了报,接着他又对这位难友说,发错了,发错了,你现在没有资格看报,快退给我!这位难友可能与外界隔离已久,好不容易得到一张报纸,哪里肯退给管理员。管理员只好打开囚室的门,走进去把报纸抢了回来。这样我才明白,入狱后一个多月没让我看报,是专案组第二次来提审后才让我看报,显然是我的问题基本查清了。


       在漫长的监禁中,《人民日报》成了我的无声同伴,是我了解大墙外面的世界的唯一途径。我每天都焦急地等待管理员来发报纸,一旦拿到报纸就如饥似渴地从头版头条开始阅读,逐行逐字地一直读到四版的最后一条消息,读完一遍后又重头再读一遍。我一生中从来没有如此认真地读过报纸。我与报纸上的信息同乐同悲。


       我记得,1971年9月中旬以来,林彪的名字突然从报纸上消失了,他的语录也不登了,照片也不上报了,我马上意识到林彪出事了。但是,我无法猜出问题有多严重,直到林彪专案组审讯时,才听说他叛逃未遂,机毁人亡。党章封的接班人居然叛逃,我百思不得其解。林彪是“文革”的主要罪魁祸首之一,煽动造神狂热,迫害大批昔日的战友,同时,我还为自己的敏感、判断力并未因多年的独牢丧失而颇感欣慰。


选自:《阎明复回忆录》作者:阎明复  2015年6月人民出版社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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